微利现状难改 钢铁“走出去”势在必行

　　在国内外经济增速持续放缓，钢铁市场需求严重萎缩，整个行业产能严重供过于求的背景下，钢铁行业微利经营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。在日前召开的2015（第四届）中国钢铁技术经济高端论坛上，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认为，现在我国钢铁需求不断萎缩，化解产能的速度已经赶不上过剩的速度，表明化解产能过剩是一个长期过程，不可能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完成。

　　把目标投向国外

　　赵喜子指出，我国钢铁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如今已经不是“只大不强”了。但在过去几十年，我国钢铁企业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国内，今后形势发生了变化，迫使钢铁企业把目标投向国外。今年1~7月，我国PMI、克强指数、工业增加值、工业企业利润、进出口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、房地产开工面积、宏观经济景气指数、财政收入等数字均不看好，表明我国经济活跃度降低，实体经济发展低迷。

　　尽管我国推出多项稳增长政策和措施，但社会资本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下降。由于受财政收入下降、投融资平台切割、地方债务清理等政策调整的影响，中央和地方政府扩大投资有心无力，政府投资能力下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由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和民生服务等手段不像以前那样有效，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非常有限，投资效率明显下降，最终导致投资信心下降，加大了稳增长的难度。

　　赵喜子认为，当前对钢铁行业不利的局面，短期内难以扭转，我国钢铁企业转型势在必然，“走出去”势在必然。虽然我国钢铁“走出去”有利于化解国内的过剩产能，但“走出去”与化解产能过剩不能互为因果。据预测，“十三五”末，我国钢铁产量很有可能在6.5亿吨左右，合理产能应该保持在8亿多吨。从现在的12亿吨到8亿多吨，需要压缩4亿吨，每年要化解7000多万吨，困难很大。根据现在摸底情况，我国“走出去”的钢铁企业五年之内在国外的产能也就1000万吨左右，而且国有企业不多，与国内压缩产能没有对应关系。

　　“走出去”存在很大风险

　　事实上，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，我国钢材下游需求放缓，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突出，行业盈利水平进入微利或亏损状态。未来五年甚至十年，将是我国钢铁行业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转型阶段，同时必将是通过搬迁调整、兼并重组、“走出去”等方式逐步实现产业布局与资源支撑，市场需求运输条件相协调的发展阶段。而我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提出，目的就是减少我国经济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依赖，密切我国工业化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之间的联系，有利于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，有利于我国将产品“走出去”与投资“走出去”相结合，必将给我国钢铁市场带来商机，为钢铁行业调整产业结构、提高产品质量和研发新品种带来重要机遇。

　　由于“一带一路”发展战略从法律层面上讲，只是我国的一个倡议，并不具备国际协议所拥有的制度约束刚性，同时涉及全球65个国家44亿人口、六种宗教信仰和不同的法律体系。不同的政治体制，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速度，“一带一路”给我国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乃至风险。一是国家风险，表现为所在国政治动荡、国家首脑更替带来的政策更替、某些投资行为与所在国利益发生冲突等；二是法律风险，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法律咨询手段，对所在国法律了解不透，合同风险不能锁定，导致纠纷不断；三是既得利益集团风险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许多国家的政治是企业家政治，企业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，一旦触及就会出现各种理由设置障碍；四是无序竞争风险，主要是我国“走出去”的企业在境外恶性竞争，“一窝蜂”现象难以避免；五是高成本风险，由于企业对“走出去”可行性研究不深不细，对所在国政治、法律、国情、市场、原燃材料、劳动力等资源以及劳资关系、建厂设计资料、索赔条例等方面，尽职调查不充分，获取信息不对称，往往把国内的办法照搬到国外，边建设边修改设计，价码不断增加，导致建设成本普遍高于预期。而且，我国对民营企业在境外立项原则上不提供贷款支持，“走出去”的企业只能另辟他路，存在融资风险。

　　产品和投资“走出去”相结合

　　赵喜子认为，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将是我国新常态下的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对我国企业乃至全球企业将会产生重大商业影响，同时将对地缘政治，对美国、日本、印度、俄罗斯等彼此冲突的利益地区带来重大影响。虽然“走出去”不一定能化解产能，化解产能不能只指望“走出去”，二者不能互为因果，但我国“走出去”的装备制造业、建筑业、钢结构产业、能源产业等都需要钢铁的支撑，我国钢铁产业将会加大“走出去”的步伐。

　　赵喜子强调，钢铁企业在“走出去”具体实施过程中，国家风险是第一位的。因此，一是应采取先易后难的方式，对国家关系相对稳定、政局稳定、法律健全、合作意愿强烈、合作系数高、风险小、有共同利益的双赢项目优先予以考虑。二是坚持“一国一策”的原则，依据东道国认知水平、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来选择是否搞钢铁产业。三是克服过去只与现政权交往或只走“上层路线”的偏好，以防止政权更迭所带来的不可控的国家风险。四是钢铁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，找准自身优势，尽可能与所在国的企业合作合资，尽可能与产业链战略联盟合作，将产品“走出去”和投资“走出去”相结合，增强抗风险能力。五是要获得政府的政策层面、金融和信息服务。如果目前我国对“走出去”的政策不作调整，仍然把过剩行业的国内政策照搬到国外，如果政府不提供相关服务，任凭我国企业在境外恶性竞争，最终企业都难以“走出去”，用企业家的话说“谁先走出去谁先死”，并不是危言耸听。